北京股权转让律师

中国《公司法》的修改及价值 by江平、赵旭东、陈甦 　　　　主讲嘉宾：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司法》修订小组成员） 　　　　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商法学会副会长，《公司法》修订小组成员）　　 　　　　陈　甦（教授，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公司法》修订小组成员）　　 　　　　主持人：王涌　副教授 　　　　举办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会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礼堂 王涌（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江平老师，陈甦老师和赵旭东老师，在新公司法颁布不久给我们讲解新公司法修改的有关问题。这三位老师都是本次新公司法修改小组的核心人员。所以以我们今天讲座异常强大的阵容来看，今天的论坛更像是新公司法颁布后，新公司法修改小组举办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三位老师在今天的论坛中将给大家讲解新公司法修改一些条款的情况，为什么要修改？这些条文是如何出台的？我们知道，如果不算50年代的私营企业条例，那么新中国第一部涉及公司的法律是1978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此后就是1988年的私营企业条例、九十年代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在新中国公司法发展的历程当中，就是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当然了，这部公司法出台由于多特别的背景，因为他特别注重国有企业的改制，但不管怎么说，1993年公司法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一句话说，93年公司法颁布之后，为中国9%的经济发展至少贡献了1到2个百分点。当然那部法律是有很多局限性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他非常注重国有企业的改制，所以这部法律在实施当中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人大所召开的会议中，代表们提出要求修改法律最多的议案就是公司法。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国务院法制办组织了公司法修改小组，我们三位老师都是小组成员。我一直关注着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我总结了几个特点。一，理念更加开明。二，立法方式更加民主。三，立法技术更加科学细腻，实用。在此，我想问下三位老师，从你们参加立法的整个过程中，对整个过程又怎样的感受，我所总结的三个特点是否恰当。 　　 江平：这里要更正一下，我们不是核心成员，但至少我认为是专家小组成员。我有这样一个感想，公司法真正的起草是1983年，当时由国务院经委法规局主持，83年制定公司法时，股份制的企业还没有，当时制定公司法考虑的是国有公司如何规定。20年前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存在大量国有公司，另一方面为将来可能成立股份公司提供设定的依据。我们可以想到，20年前，当时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公司，只是有国有公司。而10年前，93年的公司法如王涌教授所说的，我们考虑的是国有企业的改制。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所谓股份制的企业，当时思考更多的是国有企业怎么向股份制改，所以在这部法中体现了更多改制的精神。又过了10年，新公司法已经把改制的内容都删掉了，我们这次考虑的是如何鼓励投资，我觉得这个观念在中国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有钱去消费，甚至高级消费，为什么不拿来投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为什么把钱存在银行而不拿来投资呢。投资本身有风险，但它能给国家带来巨大财富。投资一个企业，能产生很多就业机会。投资成立公司后，国家会有更多的税收。我们已认识到投资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鼓励投资，不仅国家要投资，任何人都可以去投资。我想这就构成了公司法一个最新的理念。我们从20年前要考虑双轨的公司法，十年前还要考虑如何实现国有企业改制，到今天我们坚持这样一个着眼点，鼓励投资。首先，要建立企业，然后才能谈规范。如果我们先讲规范，而不鼓励设立企业，那么一个国家企业这一方面发展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觉得从20年来公司法的发展，从这三个点，83年，93年，到2005年看到立法观念的巨大跃进，也表明了我们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在20年来的巨大变化，这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 　　 赵旭东：刚才王涌谈到新公司法有一个很精辟的评论，我对新公司法也有一个总的想法和评价。在公司法这次修改的之初，整个社会对这次公司法修改有各种各样的预测和期待。当时就有到底是大改小改还是修改这样一种判断和选择。经过这两年的立法过程，最终公司法颁布。从现在的修改情况来看，应该说这足以构成一次大改，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大修大改。这种大改不仅是在条文和形式上，在涉及的面上也有很多的改动。更重要的是在根本的公司法制度和规则上。刚才江老师谈到公司法基本理念上的根本突破和创新。我自己感觉，这次突破和创新远远超过了当初我们许多学者的期待和预测，改得比我们原来期待的还要好。我们法律修改的有很多，但像公司法修改得这样成功的是不多见的。我也想给他一个总体的评价，修改后的公司法确实是21世纪最先进的公司法。这种先进不仅是借鉴和引进了各国公司法行之有效的最先进的公司法制度和规则，同时这些制度和规则使我们最大限度的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部公司法的颁布一定会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而且在很多的制度和规则方面，包括在立法理念方面引领21世纪公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 　　 王涌：刚才您说是最先进的法律，您说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吗？ 　　 赵旭东：应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所有的方面，我是就总体的评价来说的。每个地区的公司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修改后的公司法总体来说，确实具有21世纪现代公司法面貌的。 　　 王涌：现在海外对这部公司法有什么评论呢？ 　　 赵旭东：因为时间非常短，还没来得及听取国外的反应。但就在四五天之前，商务部召开了一个中日公司法的研讨会。我们见到了与会的日本学者，从他们对公司的评价来看，应该说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这次修改在一些的制度的突破方面，也是借鉴了日本的一些发展，比如说一人公司问题，资本制度的改革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前一段时间，我到台湾去开了一个会。台湾学者都我们大陆的公司法改革也非常关注。当然我们以后还会受到更多的称赞。　 　　 陈：赵老师已经说了是世界最先进的公司法，我都不好再说了。公司法颁布之后，我还是很兴奋的。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公司法的修改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十分令人满意，说是在修改，我觉得跟重新制定差不多，所以我宁愿叫它新公司法。原来230条现在219条，看起来条文少了，其实内容是极大丰富了。据不完全统计，大概只有24条没有修改。大到一些基本制度的充实，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小到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这是一个非常尽心，非常有研究，非常充实的修改。另外，对于新公司法我还有个感觉，他的立法理念是鼓励投资，正如刚才江老师所说的，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修改的人对公司法是干什么的十分清楚。他是塑造一个公司的，要适应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要什么样的公司呢，新公司法就看得出来。他要塑造一个公司，他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有独立的经营管理能力，他要塑造一个自治的公司，在很多事项上公司可以有选择权，选择能力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他要塑造一个讲究信用的公司，从他的资本制度，责任制度，治理制度等等都能体现出来。另外，我还有个感觉，就是这次公司法的平衡感掌握得很好。首先它在权益和责任的平衡上，在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上，在各种权利主体权利关系的平衡上，在国家干预与公司自治的平衡上，都掌握得非常好。另外我觉着还有一点，这次公司法修改这么好，公司法学者吃饭是没有问题了。我们将来也可以多写一写、说一说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司法这次修改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就说这些，谢谢！ 王涌：刚才几位老师总体上评价了新的公司法，更多的是从公司法的理念，另外我们也提到了这次修改的方式也非常笼统。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办，还有一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江老师认为这两个机构对这次公司法的修改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呢？ 江平：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我们国家立法往往是由谁制定的就由谁来提出修改，这个法律是由法制办起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法制办取得更重要的角色。像其他的一些法律，像证券法、别的法等是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来的，所以往往由财经委员会作出修改。所以我觉得公司法修改应该是国务院法制办起主要作用。那么也要借助于全国人大法工委，它要更开明一些。这样的修改需要更开明的思想才能通过，如果像我们看到的，现在物权法制定中有人上书中共中央，要是对公司法的修改也像对物权法这样挑剔，我看我们的公司法也要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修改和通过的这部法的人思想开明、解放，这很重要。 　　 王涌:那么，在这次修改中物权法的修改是向全民公开物权法草案，而且全国人大也专门整理。公司法在征求各机构以及老百姓的意见方面有没有什么表现？ 　　 赵旭东：应该说这次修法过程也体现了高度的民主。据我了解，无论是在国务院法制办起草草案的阶段，还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评议阶段、全国人大审议阶段，我们都作了大量的立法调查；另外，向社会各界包括国家机关、公司、企业、理论界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关注的程度超过了我国很多法律的修改。